模具之家讯：有人说最高层次的管理是文化管理，这句话可能很多人理解是有偏差的，因为很多人理解“文化管理”就是用文化进行管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用“文化”进行管理。管理归根结底还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精神和信仰，其形成的过程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捉摸的，管理追求的是简单、可执行，所以文化管理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而且也没有听说哪家公司是靠文化管理取得成功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企业的最核心要素是人，各种工作都离不开人，所以如何找到合适的人，发挥人的潜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企业的价值，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面临的挑战，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的影响虽然看不见，却非常巨大，近些年美国的一些学者推出《基业长青》《学习型组织》《从优秀到卓越》等管理类畅销书，其中都把企业文化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优秀的文化；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几本书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一些思想，尤其是“阴阳平衡、整体思维”的观念。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西方文化如果不借鉴东方文化，那会变成瞎子；而东方文化如果不借鉴西方文化，那会变成瘸子。”不得不佩服爱因斯坦的洞察力，一个深谙宇宙发展规律的科学家，同样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虽然至今仍有许多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要素，但毕竟也有许多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甚至是文化糟粕的东西，有些人盲目的乐观，夸大传统文化的作用，不但不能发扬传统文化，反而会让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错误认识，这样的危害很大。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有没有问题，我们的价值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价值信仰与企业经营管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传统文化为什么难以融入企业管理
世界在渐渐变平，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渐进的但却日益深入，“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NBA”这些典型的美国文化元素离中国的普通百姓越来越近，看一看很多中小城市肯德基的红火，我们在惊叹的同时，也有一丝担心，不能简单的用文化入侵来理解这种现象，如果真的是优秀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呢？但关键的是，我们很多人无法区别西方文化哪些是先进的，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哪些又是落后和不适合的。同样的，很多人说要捍卫传统文化，现在也的确兴起了一股学《易经》《论语》《庄子》的热潮，积极的因素是有的，但也有很多人看《易经》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占卜吉凶，而且说得神乎其神；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我们的企业家，如果真的能读懂《论语》，那真是一大幸事，但事实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的烟草系统目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文化塑造运动，国家烟草局要求所有的地市级烟草公司要在这2年内建立起富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也是国资委2005年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以山东省烟草局来说，有17家地市级公司，整个山东以齐鲁文化、儒家文化闻名，相对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最好的地方，从山东的风土人情、待人接物就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在与这些烟草公司的合作中，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个性化、有特色、体现企业的独特内涵，而且要求将儒家文化的一些精髓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就引出一个令企业管理者都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很好，但感觉无法融入企业的管理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假设不同。
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内和外谐”的人生境界，当然，从表现形式上，这三家又各有偏重，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从实现方法上来看，儒家的方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是“静虚、养生、遁世、穷万物”，佛家是“明心、见性、救世、通万有”。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能进能退，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了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了人的“道德性”，人是道德的主体，人需要终其一生去达到“至善”的境界；而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救赎观念根深蒂固，人生而有罪，所以需要不断的努力来赢得上帝的恩惠。中国文化讲社会与群体意识，以道德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讲权利与义务，以法律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当然，西方管理思想也经历了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其价值信仰并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人是个体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哲学，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根深蒂固，调整起来非常困难。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几乎都是在学习西方企业，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管理方法能否适应甚至是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受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的影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从最初的“道德人”转向“集体人”，改革开放后成了“经济人”，现在甚至是“自由人”，就是思想不受束缚，缺乏信仰约束，这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的基础是宗教，虽然是世俗的宗教，但人之上有“神”，中国是彻底的无“神”社会，但也同时失去了对“神”的景仰、敬畏，让中国社会缺乏道德约束。虽然我们是最谈道德的一个民族，但道德观却最缺乏信仰支持体系，这才是最可怕的。
其次，文化贫瘠——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郑重地告诉世人“我不是大师、国宝、泰斗”，一时传为佳话，叫做“大师三辞”。中国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季羡林先生是真的想辞，可媒体越这样越硬要把“大师、国宝”这样的美誉加给老先生。我相信季羡林先生说得并非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季先生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句话更进一步解释了他是如何理解做学问的，那就是保持一个自由的“身”与“心”，一旦身心被物质、权力、名誉所左右，那他的思想就不再自由，而成为一种工具。所以，中国目前的状况难出大师，连季羡林这样的学者都不敢妄称大师，大家就可知外面的众多“大师”基本上都是打着大师的旗号从事商业活动而已了。真正可悲、危险莫过于斯！
真正的大师，必然是保持一颗独立的、自由的心去做学问、搞研究，而且要有争论，要容许不同的思想。目前中国的学术土壤似乎是差了一些。缺少真正的国学大师，也就没有人是真正地去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人讲管理是实践，但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指导，管理也只是瞎子摸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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